媒体宣传:《城市开发》杂志刊登安邦文章:公共服务业开启城市化下半程
城市开发杂志2019年06期 2019-07-22

中国城市化进入下半场,城市化正在发生着改变——由重数量向重深度转变,由重速度向重质量转变。新背景下,政府和房地产企业该如何下好城市化这盘棋?因势利导地提供公共服务与社治理,按照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通过公共服务业引领城市化发展是一大突破。

公共服务业是城市化决胜因素之一

公共服务业是中国城市化下半场成败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首先,从城市化发展路径的转变要求来看。过去30多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路径是人跟着产业走,对应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是房地产+园区+港口/高速公路+宽马路,这是今天所反思的“土地城市化”的根源所在。

那么未来,要想提升竞争力,城市化必须转变发展路径——从“人跟着产业走”转向“产业跟着人才走”。而对人才来说,城市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可以算是具有超强吸引力的“磁石”。大学生竞相挤入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就是最好的证明。恰如乔尔·科特金所言,“哪里更宜居,知识分子就选择在哪里居住,知识分子选择在哪里居住,人类的智慧就在哪里聚集,人类的智慧在哪里聚集,最终人类的财富也会在哪里汇聚。”

再者,从城市化发展形态的升级要求来看。都市圈、城市群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国家经济要素的精华所在,也是参与全球化竞争合作的最高端平台。但是,当前我们的城市群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城市群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主要体现在:大城市功能过度聚集,尚未形成与周边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产业体系;城际交通网络严重滞后于城市群发展需求,区域发展协同机制落后,“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势乃至“以邻为壑”体制困境亟待突破。

以京津冀为例,国家提出城市群协同发展重点是交通一体化先行、产业一体化作为突破口、城市群一体化作为空间载体等五位一体,但在实际推进中还停留在就“交通”论“交通”、就“产业”论“产业”、就“城镇空间”论“城镇空间”的传统发展模式,在城市群体化的推动中处处都是壁垒。其中最需要解决的就是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悬崖”问题。因此,实现以公共服务为代表的一体化,是满足阶段城市化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需求的关键所在。

如何发挥公共服务业的作用

第一,围绕人的活动,优化公共空间,构建紧凑型城市。中国城市化的成绩虽然显著,但上海、天津、武汉、青岛等城市最具活力和吸引力的地区仍然是百年前的租界地区。这些地区的空间形态就是在窄马路、密路网的基础上再加上沿街底商,以人的交流和商业活动为根本尺度,服务于商业和服务业发展,同时得益于历史上的产权保护和法律保障,小地块更便于产权交易和租赁,这些街区历经百年的战乱等破坏,依然具有活力。那么,在城市化下半程,所有城市都可以以此为鉴。

第二,制度创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城市化是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产物,是自发演进的过程,政府完善城市建设是对这个总趋势的一种认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发挥极大的正向力量,但是如果误判人口迁移的方向和规模,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也将是巨大的。对比日本的筑波和美国的硅谷,筑波的配套公共服务跟不上,筑波人成为东京的候鸟,硅谷则是发达的教育和医疗条件为硅谷精英提供生活保障:再比较巴黎和伦敦,巴黎的中央商务区拉德芳斯是政府主导开发,大规模统一建设,形象大于功能,秩序大于活力。而伦敦中央商务区金丝雀码头则是市场主导开发,小街区小地块、分期建设,功能混合,活力创新。所以,不妨引入市场力量,打造高品质公共服务。而这不仅取决于理念和技术的创新,更决定于制度创新。当然,在此过程中,政府的重要地位依然不容忽视。政府要遵循合理公平、综合配套、与时俱进的原则制定制度和规划;积极发挥协调和引导作用,实现政府内部、跨地区间与民间的协调;加强对执行组织的建立和管理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的应尽之责。

第三,全面改革,促进公共服务业发展。一是突破产业生长周期与政府任期制,公共服务业这类产业没有十年时间是做不起来;二是要注意区分基本公共服务与革命配给制的差别,教育、医疗的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是相对较低标准、守住底线的,而不是延续自革命时期配给制的高标准;三是发展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加强财政补贴,未来财政税收体制如何与公共服务发展相适应,同样需要政府在财税体制改革中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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