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宣传:《城市开发》杂志刊登安邦文章:当心“技术至上”带来的陷阱
城市开发杂志2019年03期 2019-03-15

近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推动都市圈治理精细化,可以看出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的关系得到重视,但这样的思考方向还需上升到区域视角。智慧城市建设中,技术只是我们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

建设智慧城市,地方政府关注什么?

目前,国内智慧城市建设一般由政府主导,而地方政府主要关注智慧城市如何建设的问题,例如:相关政策、典型案例、经验教训、建设标准、顶层设计。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没有科学的理念作为指导,多快好省容易建设“假的”智慧城市。《近300个智慧城市试点发现了什么问题》这一篇文章中指出:从近年来各试点城市的实践来看,一些“智慧城市”不能解决任何一种城市病,有的是被IT企业“绑架”,成为企业推销产品的渠道;有的是被政府部门“绑架”,部门间形成信息孤岛互不往来;还有不少则是“忽悠”,还有些地方的“智能城市”从规划上就是错的。

智慧城市建设应该是围绕提升城市系统服务和人的宜居性而进行,技术不是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让居民生活更加便利、幸福。

那么,系统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的路线图是怎样的?美国ESI ThoughtLab对全球136个城市的政府领导人进行了基准调查,以了解他们对智慧城市的观点、实践和绩效结果。近日举办的双方内部交流念上,ES1包ThoughtLab分享了现阶段研究哪果,并提出了对全球智慧城市的诸多建议,第一点就是:设立智慧城市发展计划。没有正确的目标和愿景,智慧城市很难充分发挥潜力。根据ESI Thoughtlab建议,城市需将发展计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五大基础支柱:治理、基础设施、经济、人才和资金;第二层次包括五大科技支柱:环境、移动性、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和支付系统。在智慧城市建设的不同阶段,城市不仅要根据发展情况,不断调整投入到不同支柱上的预算分配,同时还要结合技术发基展,随时做好路线纠偏。

ESI ThoughtLab对全球136个城市的政府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基准调查,根据政府官员对调查中有关他们在10个智慧城市支柱方面进展的详细问题的答复,ESI ThoughtLab计算了136个城市中每个城市的智慧城市成熟度评分,并将这些城市分为初学者、过渡者和领导者三种类别。其中,中国入选城市中,过渡者是北京、香港、澳门、台北;领导者是上海和银川。

此外, ESI ThoughtLab研究发现:不同成熟度的城市都在移动性、环境、治理和基础设施中投资最多,但是初学者在基础设施和移动性中投入最多,而领导者在治理中投资最多。

正所谓城市是承载智慧的基础、母体。离开城市谈智慧,寄望于通过智慧化让一个乱糟糟的城市脱胎换骨,那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技术并不能改变城市管理的目标和理念。好的城市的形成,从来不仅仅依靠技术,而是更多源自其容生多元性和活力。

智城市建设中的“技术至上”陷阱

智能技术向城市的逐步引入由许多因素拆续推动。技术支持公司、研究员、建筑师、规划师、智囊团、环保团体、媒体等都在推动城市向智慧城市转型,他们一起塑造了建设智慧城市政治方面和舆论方面的基础。城市治理者也乐于扮演推动者的角色,一些城市希望通过强化自身的智能城市创新形象来保持竞争力,这些推动者共同导致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大行其道。实际上,智慧城市理念的提出和被广泛接受,归功于ⅠBM这类大型IT商业咨询公司的推动。作为技术导向的咨询公司,IBM提出的智慧星球和智慧城市概念,成功整合了自身的多种咨询服务和ICT产品。毫无疑问,对于IBM和后继者思科公司,智慧城市是个成功的营销口号,但实际操作中要注意如下问题。

第一,技术公司的商业利益有悖于城市效益最大化。部分地区存在着智慧城市建设过度的迹象,值得警惕。例如,有的地方马路上根本就没有多少人与车,但也在投入巨资推出所谓智慧交通平台项目。

第二,技术基础设施照猫画虎建不成智慧城市。由于缺乏对城市问题和使用需求的准确判断,容易形成大而全却缺乏针对性的技术方案,继而引发盲日的ICT基础设施投资。许多城市出台了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但除少数先行先试的城市以外,大多都是搭建一套城市监平台,实时监测汇总人口、交通、环境等各个领域数据,但是对于如何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城市状况,何整合、应用数据资源进行城市治理,往往缺乏深入思考。

第三,技术应用派生伦理问题。城市建设中的数据收集问题不再是房间中的大象,万物互联下人们越发注意个人隐私,人们越来越关注谁有权收集数据?哪些数据被收集,它们被如何利用?荷兰使用一款软件来分析犯罪数据和特定区域的社交数据,如年龄、工资、是否申请救济金等,警察利用这些数据来预测某种类型的犯罪多发于城市哪个区域。但这样的计划引发了人们对伦理问题的争论:在个人没有犯罪的时候先预测他犯罪的概率,这真的有助于大众利益吗?这是否会加重对特定群体的偏见?例如警察过度关注有色人群和贫困社区的居民。

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大行其道,导致人们只能从技术的角度看待智慧城市,而城市总是嵌入于更广大的社会关系中。技术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它会对社会、环境带来变化。我们看到,铁路和火枪取代了镖路和骆驼客,驿站和会馆变成人去楼空的危楼,周边的商肆枯萎后,人们逐新的贸易通道而居,原来繁华的地方渐渐衰败。运输技术的提升伴生新的雇佣关系,此前主家一掌柜一伙计的形式渐趋消亡,人们的可流动性大大增强。相比于此前的宗族关系,陌生的人们在新的贸易中心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现在,技术进步带来的外溢效应依然在发生。例如,有人大胆想象,电动车+自动驾驶将挑战加油站、保险公司、出租车公司和共享出行公司:而自动驾驶发生事故人工智能是先救车主还是先救路人成为人们讨论的新的伦理问题。但是,这些观点并不是反对在城市发展中引入和应用智能技术,因为数字化转型不可阻挡。

“系统思想”和“追踪研究

信息分析经常用到系统思想,即用系统概念来讨论事物,分析事物,研究事物的演变趋势。数字化对城市的影响,仅仅用智能化、便利化来评说过于简单。

正如很多人都听说过TOD原则,这一原则是指通过最大化公共交通的接入与经济活动的接入,确保城市能够创建充满活力、以人为本的社区。经过数十年的学术推广,这一原则已被世界各国所广泛的接受。

但仅仅秉持TOD原则还是不够的,作为城市开发思想的研究者,POD原则其实更加符合智慧城市建设的理念。POD(Pedestrian Oriented DevelopmentPrinciples,步行优先)原则强调步行系统的优先开发。TOD原则对于城市的开发来说是一种均衡的趋势,这样的均衡和重构努力还不够。TOD系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过分强调了汽车以及交通枢纽,忽视了行人,无法突破城市原有的交通系统层级,无法在土地经济意义上重构路权,也无法解决城市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

城市是人的居住和生活组织系统,而不是一个交通系统。POD原则强调人在城市开发中是第一优先级,各个层级的步行道系统开发是第一优先级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及私人交通系统仅仅是一种区块的链接体系,它必须建立在完善而有效的步行道系统的基础之上,作为步行道系统的延伸和跨越。所以POD原则,实际上颠覆、革新了原有的城市设计和开发原则,在未来发展中也将是更行之有效的一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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